（一）

我是1982年考上北大的。我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82至83学年的秋季学期。当时北大的校园布局，和现在相去不远。30多年来，北大校园的南、西、北三面围墙都没有动，围墙扩展主要是在东面，尤其是东北部。在校园里面，也是东部的变化比较大，因为这里是教学区，重建或新建了很多教学楼，其他区域变化相对小一些。 

1983年4月张帆在北大南门。南门是当时北大最主要的校门

与校园内部相比，校园外围变化要大得多。当时北京远远没有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只有二环和三环路，没有四环路，北大外围的好多地方都是空地、菜地或平房。从北大南下到二环路以内，我们都称为“进城”。现在北大周边的各条公交线路，能追溯到82年的大概只有三条：开往动物园的332路，开往新街口方向的331路，开往北太平庄方向的302路。332路是我们“进城”最常乘坐的线路，因为它的车站离学生宿舍区很近，而且通过它坐到动物园或白石桥，就可以换乘很多通往市中心的线路。可惜当时332线路外侧的两行参天白杨树，早已不知去向了。

现在北大校园内外餐馆林立。当时要想改善生活，可没有这么方便。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现在的农园餐厅，当时还是低矮的平房，叫燕春园。二是北大南墙外马路对面，略微靠西的地方有一座二层楼的长征食堂。虽然名为“食堂”，但其实属于餐馆（“食堂”是文革时期改的名），与燕春园一样，都是卖单炒菜的。对于天天在校内学生食堂吃大锅菜的我们，到这两个地方吃单炒菜是难得的奢侈之举。我家里亲戚较多，偶尔有人来北京出差，就会带我去“改善”一下。印象中最好吃的菜，在燕春园是鱼香肉丝，长征食堂是溜肝尖。餐馆早拆了，但这两个菜的味道总是留在记忆里面，和在其他地方吃到的感觉不同。 

1984年秋张帆（右）与同学F君（现在教育部工作）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门前留影。并未在此用餐，仅仅照相而已。当时的全聚德烤鸭店在北京只有两处店面，即和平门和前门。两人上衣上面口袋里插的两只钢笔，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

那时的娱乐也很贫乏。拿第一学期来说，主要的娱乐只有两项，低端的是打牌，高端的是看电影。打牌的输家要钻桌子以示惩罚，就是从宿舍里长方桌下面较长的方向钻过去，其余人往往把桌子抬起来前后移动，不让钻的人顺利过关。82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晚上，我曾经创下连钻11次的班内记录。

看电影，主要是在第一体育馆东侧的东操场看露天电影，个别时候办公楼礼堂也会放映室内电影。现在的大讲堂，当时还是简陋的平房，叫“大饭厅”，至少在82年还是作为食堂使用的，不放电影。记得在北大报到的第一天（9月几号记不清了）晚上，东操场就放映电影，好像是《孔雀公主》。晚饭后，许多人扛着方凳走向东操场，我也慌忙扛起学校刚刚配发的方凳汇入了人流。校园里人人扛着一个方凳向相同方向进发，是很壮观的场面。看完电影出了问题，只记得宿舍在38楼，却不知道38楼该怎么回去。只好沿路打听，绕来绕去才胜利返回。现在不觉得北大校园很大，可当时的感受却是：北大太大了！在校园里都能迷路。就这样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今天四环路海淀桥南边的图书城步行街，是当时北大周边唯一的商业区，我们课余时间“逛街”只能来这里。从北大南墙西部的一个小红门出去（这个门现在已经封闭），越过马路，进入一个叫“军机处”的短胡同，右拐进入一个叫“老虎洞”的较长胡同，出胡同左拐，就到了这片商业区。那时这里还不叫“图书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除去这两家书店外，我们常去的还有一家百货商店和一家文具店。其他店铺，印象就不太深了。

（二）

那时的本科教学基本上还是传统套路。拿我们的第一个学期来说，没有通识教育，没有跨系选课，没有小班教学，甚至也没有课堂讨论，只有五门必修课，学习内容就是听课，背书，考试。

五门必修课，包括三门专业课和两门公共课。专业课是祝总斌老师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上）”、朱龙华老师开设的“世界上古史”和崔统华老师开设的“中国历史文选（上）”。这三位老师早已在历史系退休，现在年登遐龄，身体都还不错。公共课是程朝翔老师开设的英语和王兰媛老师开设的哲学。程老师当时刚从英语系本科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很多。前些年担任北大外国语学院院长，已经卸任。王老师后来很少见到，现在也已年过八旬。

总的来说，入学后第一学期的学习方式好像和中学没有很大差别，对我尤其如此。我大概是到了二年级，才稍微明白历史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但也有和中学明显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两门通史课的教学，即“中国古代史（上）”和“世界上古史”，虽然各有指定教材，但老师并不完全按教材讲，在内容安排和进度上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这两门课的考试，背笔记比背教材更重要。其次，大多数课程都布置了不少参考书，要求在课外阅读。后来逐渐知道，这些参考书并不需要全读，和考试也没什么关系。但一开始，出于对大学教育的敬畏，大家都在图书馆排队借参考书。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大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是哲学参考书单中排在前面的一本。借后没几天就还回去了，因为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看不懂《反杜林论》。

那时还没有“绩点”这种东西，也不搞班级排名，期末成绩60分和100分效果是一样的，因而有“60分万岁”的说法。只是大家觉得上北大不容易，不好好学习说不过去，所以期末复习都很辛苦。但另一方面，主要受高年级同学影响，又普遍存在一种蔑视分数的情绪，似乎高分必然低能。因此从不炫耀高考分数，期末考试成绩除很熟的同学外，也不互相打听。我只记得自己那个学期的期末成绩都还不错，但具体多少分早已忘掉。

第一个学期只有五门课，因此有很多课外阅读的时间。一开始都去借各门课程指定的参考书来看，没多久就把参考书丢开了，各自看自己想看的书。我当时看了很多文学书。在高中的时候，我朦胧地有一种要当作家的理想，以考上北大中文系为目标。没想到中文系82年在我们家乡不招生，只好改报历史系。要是在今天，我一入学就会去选中文系的课，然后争取转系。可当时没有这种机制，低年级无法跨系选课，转系更是天方夜谭。因此只好老老实实学历史，课余看一点文学书。后来知道中文系并不怎么培养作家，学历史也慢慢找到一些感觉，就死心塌地在历史系学了下来。

打算认真学历史，并且以后研究历史，其实也发端于第一个学期，82年11月，也就是入学后两个月，我们到昌平劳动一周。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学陪同班主任李孝聪老师在北大昌平园区的院子里散步。聊到《资治通鉴》，李老师建议我们读一下这部书，说，你们将来如果搞历史，早晚要读《资治通鉴》。我听了李老师的话，真的开始读《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每天读一卷，到二年级开学后读完。

说是读，其实只是翻阅。很多地方看不懂就跳过去，拣能看懂的地方看。就这样翻下来，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和阅读教科书不一样的感觉，真切地感到历史很有意思。甚至对司马光产生了崇拜之情，一度打算找人刻一枚图章“温公门下走狗”，没找到人，只好作罢。

二年级读完《通鉴》之后，又鼓起余勇，继续读《续资治通鉴》和《明通鉴》。这两部书水平和《通鉴》远远不能相比，但我也硬着头皮翻完了，照样每天一卷。后来我选定中国古代史为专业，与从第一学期开始翻阅《通鉴》的经历大有关系。李孝聪老师是我们系历史地理和古地图研究的专家，几年前已经退休。当年他那番话或许只是随便说说，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

80年代的大学生活比现在艰苦很多。38楼的男生宿舍，每间不足二十平米，要住七个人。进屋左右两侧各有两张上下铺的铁床，中间是两张略呈长方形的方桌。八个铺位当中，七位同学各占一个，剩下一个用来堆放行李。所谓行李，就是每人入学时各自携带的木箱或皮箱，铺上放不完的就放到床下面。只有一个书架，基本上每人占一层，其余的书只好堆到各自床铺之上。

1982年10月宿舍同学合影（38楼226室），前排正中为张帆。

虽然居住条件很差，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不适应。相反因为刚到北大，大家普遍比较亢奋，熄灯后总是躺在床上继续海阔天空地神聊。一天同学C君突然说，我们这么能聊，不如把宿舍命名为“聊斋”吧。第二天就写了大大的两个毛笔字“聊斋”，贴在房门上方。这两个字一直贴到毕业。

入学不久，学校根据学生个人申报的家庭经济状况评定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等：一等22元，二等18元，三等14元，四等9.5元，五等4元。还有少数同学属于第六等：没有。我家在城市，条件尚可，当时评为第四等。家里每月寄给我生活费30元，加上助学金，每月就有39.5元可用。如果有亲戚出差路过来探望我，还会给我10元或5元。因此我的手头是比较宽裕的，在班里被起了外号叫“张有财”。

虽然号称“有财”，但受到环境和个人性格影响，我平时却厉行节约，十分抠门。这主要表现在伙食上。当时在食堂吃饭要提前购买饭票。饭票共分四种：买菜或副食的叫菜票，买主食的包括面票（买面食）、米票（买米饭）和粮票（买粗粮）。三种主食饭票，每月购买总额的上限为36斤，这是当时国家对成年男性的粮食供应标准。购买主食饭票也要交一些钱，面票每斤2角、米票每斤1角6分，粮票每斤1角3分。这样，拿一张面票就可以买到一个馒头，一张米票买二两米饭，一张粮票买两勺玉米面粥。把这36斤配给的主食饭票按一定的搭配比例全买下来，也就是几元钱。印象中我当时每月买主食饭票花6.29元，这个月的主食就解决了，还能略有节余。

花钱较多的是买菜票，节约也主要是少用菜票。在第一个学期，我坚持每月只买10元菜票。这10元菜票怎么花呢？午饭、晚饭都买最便宜的菜，午饭2角，晚饭1角。早饭的副食是四分之一块腐乳，只要花1分钱。本来腐乳最少只卖半块，2分钱，我买了以后分两天吃。这样，每天花掉的菜票只有3角1分，一个月绝不超过10元。基本上，这就是在保证顿顿有副食前提下的最低消费水平了。加上有些时候因为班级出游、同乡聚会、亲戚探望等原因，没在食堂吃饭，一学期下来，我每个月的菜票都有所盈余，到期末居然攒到六元多。

这六元多菜票，我在期末考试的10余天内全部花光，每天不是煎蛋、鸡腿，就是腊肉、香肠，大快朵颐，好不过瘾。记得83年1月15日，一顿晚餐就用掉6角菜票，达到我们宿舍单餐消费的新高。这种土豪享受大大抵消了复习考试的痛苦，期末考得不错，想必和充分解馋很有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市地方粮票和北大食堂菜票，85年以前的菜票是纸质的，最高面值1角，后来菜价上涨，85年开始印制3角菜票。

这个学期，我们宿舍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班级大事记。当时宿舍七个人每周轮流值日，任务不过是打开水而已。一次在熄灯后的聊天当中，大家忽发奇想，说我们既然上了历史系，就应该从身边做起，逐日纪录班级历史。将来材料积累多了以后，可以编成纪传体史书，我们七个人列入“本纪”，关系好的同学列入“世家”，其他同学列入“列传”，女同学编为“列女传”。聊得热火朝天，兴奋不已，决定第二天马上开写，按照值日次序轮流执笔，定名为“聊斋大事日志”。

这部“大事日志”写了不到一年，第二学期后半段逐渐停写了，值日工作仍然只限于打开水。停写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第二学期学习压力加大，一些同学慢慢地没有心思再做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记录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每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写，拔高自己，调侃别人，很难做到“据事直书”。在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记录流于猎奇和娱乐，例如写某人被老师提问狼狈不堪，某人滑冰摔得鼻青脸肿，某人与某女生有关系暧昧之迹象，不是添油加醋，就是捕风捉影。当这些事发生在执笔者自己身上时，他却隐讳其事，不作记录。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加深了我们对历史记载客观性的理解。而且我班一年级的各项活动，大都能有日期可查，还是得益于这本残缺的“大事日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与30多年前相比有了巨大进步，但我还是常常怀念那个时代。当时有一首广播里播放频率极高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演唱者是现在习总书记的夫人彭丽媛），非常能够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情，包括我和我的同学在内。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是充实和乐观的，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要是真能“穿越”回到过去，我首选的时间就是1982年9月，因为那是我人生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然还要保证能再穿越回来，现在的我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生活条件了。

选自北大青年微信号：pkuy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