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晚年，我才发现我们的家史是被祖先篡改了。

我们家的第一代迁入川的祖先，是在康熙初年从苏北——当时的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入川。迁入川的第一代祖先叫余良正，他迁来的时候不是移民的身份，他是一个最低级的公务员，调到成都来当公务员。他职位相当于县政府里面的管武装的武装部长，这个级别非常低，比很多科长都还低一级。

他调到成都来，大概也是做这个工作。由于那个时候信息不通，明末的战乱给四川成都造成那样大的破坏，然而在江苏苏北那边，我这个三百年前的祖先余良正，一点儿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是认认真真到这儿来报到了。一个小公务员，地位低下，生活也苦，但他是安了心了，他们全家，他和他的女人还有四个儿，一共六口人，随着移民就这样调来了。

调来到了成都，作为工作人员去报到，然后他才知道全部真相：成都城里面全部都毁了，连衙门要在成都找一个办公的地方都找不到，全城都毁了！而川西平原整整16年没有种过庄稼，农田全是构树这些长得快的树木，还有杂草，十里不见人烟。衙门在成都找不到办公地点，就搬到阆中去办公了。

我的祖先是个小公务员，到了成都在哪里报到都不知道。到了他才晓得这回完了，全家都带着过来了，回又回不去，从前走路迁徙是非常艰难的。

看到成都连住都没有办法住，他这种小公务员就更不要想了，也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办公。他就跟他太太和四个娃娃一起住到了资阳，在资阳那个时候生存就只靠当小贩，孩子又小，生活非常艰难。在资阳住了一阵，可能又为生活所逼，不得已他又迁到了彭县，彭县有一个场叫隆丰场，隆丰场有一个庙子叫化成院，至今还在。他就迁到化成院，捱着庙子住。为什么要捱着庙子住？据我推测，庙子里要施斋饭，一天两次发放免费的饭，很可能是为了这一碗饭，至少饿不死，然后就在彭县隆丰场化成院边上住下来了，一定是搭的棚棚，住了很多流浪人员，迁移的、找不到落脚点的都在这儿生存。

那么后来就住在这儿了，余良正的太太就死在这儿了，并埋在这儿了。他的这四个儿，其中老三叫余允信，后来我们称他叫允信公。你想在那个时候显然书也没有读什么，当年他24岁，就单独说我去当农民。当时可以插占农田，一个人可以插占一百亩，那时土地都全部荒起的，官方鼓励你去当农民，五年内不交任何税。

允信公去找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的金堂县北门外甘泉乡大小寺村。大小寺是一个庙子，明代就有了，到清代的时候那个庙子已经不在了，只留下个名字，那个村庄就叫大小寺村。允信公就在那儿插占了一百亩地，又跟本乡的一位黄姓女子结了婚，两人开荒耕作。

什么叫插占呢？圈好一百亩地，然后在周围界限的树上都剥下一块小的皮，做好标记，表明这就是你的边界了，这样就叫插占。然后去把里面的树木全部砍了，树根全部挖了，草除了，开垦成农田。你想那样的生活如何苦？允信公夫妻俩就搭了一个棚，白天夜晚苦做，做累了就去睡，睡醒了又来挖，两个人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劳作，活了下来。想来最初是种点芋儿、红薯、玉米，这些很快就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生活稳定后，允信公就到彭县隆丰场把他母亲的遗骸挖出来，自己背着到大小寺村他开荒的这一片空地上，把他母亲埋了，还在坟旁栽种了柏树。这就是第一代，我的祖先到了金堂，在那里劳作生活，定下了根，成为勤劳的农夫。

允信公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知道自己入川到这儿来就算第一代，要把班辈（字辈）定出来，因此就定出来第一代的班辈叫：允、绍、心、纯、克、鸿、懿、勳、奎、璋、庆、达、茂、进、增、荣，第八代就是我。

允信公的第二代就是邵字辈，他有两个儿，这个农夫没有文化，但是他知道在社会上要学文化。

所以大儿就去药铺，学中药，最初当抓抓匠，就是在里面拣药的，后来就当了医生，他当医生真是不要钱，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那样穷，也没有钱来给，他成了那儿一带的的名医。这个老大脾气怪，因为他又不挣病人的钱，有时候心情不好他就不给病人看病。但时间长了，别人发现他有一个弱点，就是你必须骂他才好。

有一回他在路上走，就看到有一个人蹲在路边喊痛，他就问：“什么事？”那人说：“我肚子痛。”“你怎么不去找医生看呢？”那人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姓余的医生，他歪得很。”他问：“你见过他没有？”那人说：“我没有见过，不想见他，他要骂人的。”他说：“算了算了，我来给你看，那个医生不给你看，我来给你看。”然后开了药方，还拿了点钱给那个病人，让他去拣药吃。后来那个人说：“我把他骗了，我晓得就是他，我看到他来了我才哎哟哎哟的叫唤，结果他来了我骂他，反而还给我看。”

这个农民余允信，他知道二儿子（叫余绍虞）不能再种庄稼了，要学文化，他就把二儿子送到乡村里的私塾去，读四书五经，后来又参加了考试，成了秀才，他就是我们家族第一代的读书人。取得秀才资格以后，就能够每个月两次到县城里面去，在文庙里面，专门有教授的老师，把大家集合起来，一个月学习两天。平时你在各个私塾学的那些拿到这儿来，在老师这儿背，老师出一些题考你，考了还给你批卷子，一个月你来两天，这个就叫国学。县上办的，文庙里面一个月有这两次文会。这个就叫取得国学资格，所以我们家谱上面第二代邵字辈的小儿子底下有“国学”两个字，上面写着的，我才晓得原来国学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是农民，没有想到要篡改家史，是因为他们清清楚楚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到这一代了，既然把班辈都定出来了，就要立一个碑，把16个字的班辈全部列到上面，叫允、绍、心、纯、克、鸿、懿、勳、奎、璋、庆、达、茂、进、增、荣，16个字。你想一代人30年，16代它可以管很多年了。那么立了这个碑，上就要刻字，第一句就是“康熙初年从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来”，这一句是老老实实定的，改不了了，刻在上面的。

那么第二代就有了读书人余绍虞，第三代就是这个秀才公底下就有很多儿子了，儿子一长大了就是劳动力，那么多男的劳动力，庄稼就做得非常好了，年年丰收，丰收就积累了钱，积累了钱就去买土地。当时土地不值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一亩土地，就那么就到了第三代的兴字辈，已经有一千亩田了，家里男男女女同时去劳作，辛苦得很。

这个家族庞大了也就有实力了，那么第三代人就都去读了书了，有的去参加科举考试，不但中了秀才还有考过了举人，就有社会地位了。有了社会地位以后，我分析他们的内心，想要当官！因为在从前的制度之下是聚族而居，住的地方都是他们的人。你们是赵家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全庄的人都姓赵，互相联络，一个人当了官可以照顾赵家的其他人。

而我们这个余家是单家独户，绝对孤立，在四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知道了，四川姓余的，其中有一股是相当大，就在元朝末年，元朝亡的时候，有一个在湖广那边的曾经封了王的蒙古人，名叫铁木健，他们家逃亡来的。当时长江中下游都是朱元璋那些起义部队，在那儿革命，铁木健这类元朝的官，逮到了都要被杀的，于是铁木健的九个儿子全部都逃亡入川，入了川他们在泸州会合，然后就分散开，这样就好潜伏下来。但到了明朝，朱元璋也要杀这些元朝的官员，于是这些蒙古人就改姓余，这发生在六百年多年前元朝亡的时候。

我们家族来得很晚，是三百年多前，跟人家这个余毫无关系——这是蒙古人冒充余姓潜伏下来的，在川南、川西都有，包括泸州、内江、遂宁、乐山、南充……那边的余，甚至还有西昌那边的，他们这一个余就很有势力，是因为他们能够把他们祖先的故事讲出来，说他们的祖先是九子十进士，是元朝的大官怎样，他们还有故事是怎样来的。

结果，我们家族入川的第三代兴字背的读了书，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主动跑去投靠人家那一个余，是因为那一个余在青神县，在明代曾经出了一个余子俊，是中央级的大官，曾经管过西安。我们这边第三代的几个读书人就主动地去投靠青神余子俊那一家，人家那边余家有族谱，我们就把人家的族谱抄下来，抄下来不说，就把人家的祖先故事加到我们这儿来，但是又不好写在书上，因为这个明明是假的，不能写在书上，就口头传授。

因此从第三代起，就违背了前两代的那种本谱，就自己口头传授说我们是蒙古当官的贵族。你想口头传授从第三代起，他们就传授这个，传授到我这个第八代小娃娃的时候，家中所有的老的嫂嫂、老的婶婶、老的婆婆、老的爷爷全部都告诉我：我们是蒙古人，曾经人家要杀我们，我们怎样潜逃过来的，我们是九子十进士的余家，在四川有多少人。他们专门研究谱系学的，发现这是全国的一件大案，四川的蒙古姓的余究竟是怎样来的！

于是后来我们家族的人没有任何怀疑，我从小就知道我家中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部都认为我们是这样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幸好家中有文化人，幸好我们余家这一族，到我的上两辈，就是第六代有真正的读书人，他叫余松生。在清朝后期，他当过锦江书院的教授，教授不是教书的，和我们今天的意思不同，教授相当于一个学校的校长或教务主任。

那么到了他这一代，书写家谱，这个家谱就必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口头部分不能写出来，一个就是直接写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余松生，锦江书院的这个教授写的，他在序言上面说“不管我们家中有怎样怎样的传说”，因为他不好意思，毕竟没有证据，我们写家谱的是写历史，我们不写上去，所以我们那个家谱翻开没有写这个，而是口头上讲从青神余氏移过来的关于我们祖先的传说。这个就是我们祖先怎样改了家史，改的是口头家史，文字上因为有教授把关，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懂得历史的起码原则，家史也是历史，一切传说没有铁证绝不采纳。

所以我们的家谱上面就没有写，后来我去找家谱翻，也没有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看了序言，余松生说的我们要看重证据，没有铁证不采用。唯一可靠的就是祠堂里面的碑，“其先”就是他的先人，“其先于康熙年间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来”，这一句是刻到石头上的。

我在小的时候，有一年冬至节，我们住在城里的就要到乡下，当初第一代祖先栽的柏树已经成为一大片柏树林，是我们那个乡的一道风景，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地平线上黑压压的一片。

我到了余家院子，一下子就看到一个我的孙辈，拉架架车的，年纪比我大得多。他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乡下那个祠堂不？他说：我怎么不记得喃！我说：我记得有一个碑，可惜了，我当时还小，没有想到那个碑上就记了我们从哪儿来的。他说：我记得，我告诉你。他叫余育璋，按辈份该喊我爷爷，但年纪却比我大得多。他说：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喊我背那个碑文。我说：你背得下来不？他说：我怎么背不下来呢？我只背得下来第一句！我说：你赶快，赶快。然后他就背：“其先于康熙年间自扬州府泰州县大圣村军旺庄迁来。”我赶快把这记下来，我说：幸好你还在，如果你也死了我连这一句也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就死死把它背着，每个字怎样写都记着。

后来，到80年代我回到成都，就要来弄清楚这件事情。于是就发现，我们既然是蒙古姓余的，那么总还要有一点记录下来的东西，我就去找这些材料。我就重新把旧的家谱——大小寺那边有一家余家人还是文盲保留了最后一份。我到乡下去调查，他就把这最后一份家谱交给我，信赖我。我问他的班辈，发现按辈份他应该喊我喊曾祖父，我赶快看这份家谱，结果发现没有蒙古的这个记载。我就想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说我们家中的那些长辈欺骗了我们？不可能欺骗我们！大小寺所有的余家，他们一说起这个事情都还很激动：历史上我们祖先就这样的！我说我们是蒙古余家的一支不可能是假的，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当时我还深信不疑。

但在整理族谱的时候，我就发现没有青神县的族谱。我说既然我们的口头传说就他们的一支，就把青神县族谱的前面，因为说我们是蒙古人的后代嘛，我把它取下来了，用我的笔概括了写在我们大小寺那个族谱的前面，我自己写的，写在那上面自己也信了！但是我心中总是有谜，就是那个碑文，因为那一个余松生教授说的，不管任何传说，必须要有铁证，没有铁证我们不采纳。原来我们那个家谱上面就没有我们是蒙古人后代一说，是我加上去的，我就认为我们的祖宗绝对不会欺骗我们！

直到十几年前，我人也老了，我想世间很多事情要弄明白了再去死，不要走早了。

于是我就委托扬州市文化局，委托他们去帮我查找我的祖先，我把这个写下来，而且还特别说我们是蒙古人的后代，蒙古一个什么王怎样逃入四川，还有我们家族的传说。结果那边查，找到了，泰州市确实有军旺庄，和我们家谱上面说的一样，但是没有大圣村。碑上说的是“大圣村军旺庄”，我说必须要完全符合。然后泰州市电视台他们就专门去调查，调查了以后他们就请我，说沿途要给我录像，让我回乡去认祖。我说：还没搁平，不能乱说。我不敢去。我说：算了，别去。

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是大圣村军旺庄，那个大圣村找不到，现在有一个军旺庄，已经不叫军旺庄了，叫军旺镇，大得很的一个镇。我说：你们要去军旺镇查余家湾。结果他们查军旺镇没有余家湾，而且连姓余的都没有，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但是他们那个研究地方史制上面说的，泰州市分出去一个泰兴市，泰兴市那边有一个余家湾。然后他们到泰兴市的一个叫商井村，那一个大村好多姓余的，那里就有余家湾，然后去调查那些姓余的，没有一个是蒙古后代。

我就很惊异，我说我非要亲自去找。那么今年（2016年）春天，我都85岁了，我就亲自去了，去了之后他们泰兴市文联的人就帮助我，不然我到那儿连语言都听不懂。他们那儿没有军旺庄，没有这个地名，但是有大生公社，这个“生”和“圣”还是不同，“生”是平声，“圣”是仄声。大生村那里没有军旺庄，只有商井村，商井村有很多余姓的。

我说我还是去看，到了商井村，地方干部通知了那里姓余的，说是你们姓余的三百年前入川的那支的子孙他要回来看。我回去看，那些姓余的老大爷好多都围上来，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话，然后那个地方的史志办把他们的族谱拿出来，一直翻到明代，没有任何关于蒙古后代的记载。

这个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非常聪明，他偶然发现了一个秘密，所以他就赶快给我写信，喊我赶快去，发现什么了呢？他在大生桥不远的地方——几里路以外，发现有一个很小的村庄叫蔡家庄，蔡家庄里面恰好有一个文化人是研究地方志的，那个文化人就告诉这个专家说：我们这个蔡家庄原来不叫蔡家庄，叫郡王庄，不是军旺庄。哎呀，就恍然大悟了！他就晓得我们祖先犯的错误，他来信给我说，难怪人家说蔡家庄这一带的人叫平声蛮子，就说他们是野蛮人，把平声读成了仄声，又把仄声读成了平声。恰好我的祖先就是这样，我的祖先来的第一代文化低，他把“郡王庄”读成“军旺庄”，到了在这儿的第三代要开始立碑了，但因为把“郡王”两个字读成“军旺”，因此碑上写的就是“军旺”，恰好又和泰州市的那个“军旺”两个字一样，就搞来夹缠起了。这个专家说的：我现在把一切秘密都找到了，你来绝对不会错。然后我才想起，果然，我们那个祖先把“大生”的“生”，平声蛮子读成“圣”，那边记录下来写就写成“圣”，“大圣村军旺庄”，错了三个字。我一下子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专家把直到明代的商井村余家的族谱都翻了，没有提到蒙古，我最后才恍然大悟，就是我的祖先在第三代余绍虞他们读了书，想要在政治上有地位，就去巴结人家青神那边的余家，因为那边的余家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这个祖先在前几代就和蒙古余家认了本家。

我说幸好我去了，几代人的错误，只有我自己去了才真正发现我们就是农民，不是蒙古贵族的后代，而且我为这个事情还犯了错误。成都市满蒙学会，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蒙古人后代，结果就喊我写了字，我还题了字，题字上面我都说我们祖先是元代怎样怎样，等于我无意之间重复了第三代祖先的谎言。

我说我去泰兴这一趟也还是值得，因为这一个秘密传了好多代，到我这一代，我毕竟还是个文化人，我还知道历史应该怎样书写，我还能够知道我的三辈前那一个余松生教授他的这种实事求是，认为历史应该从证据出发，这些我牢牢记在心。

所以我终于把真相搞清楚了，就是我们这个家和很多家庭都一样，类似这一类的，就是去投靠人家大姓，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姓绝对是这样的。

比如姓刘的这样多，难道都是汉代刘邦的子孙吗？不是。因为从春秋战国就有姓刘的，庄子书上写刘累，在夏朝就有的，豢龙氏，是养鳄鱼的专业户。刘累一个人能有这样多的后代吗？不可能。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汉代既然那么强大的一个朝代，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姓，没有姓就是巴到人家贵族的姓，所以到今天中国还有那么多姓刘的，你这样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些中国的姓氏中间，就是有这种状况，恰好洋人、欧美的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中国的好多都是巴到姓。洋人的姓，比如说欧美民族的，其中一半的姓氏来自于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地名，中国的姓有很多也是出于地名。洋人的姓，地名占了一半，除了这一半，另外就是职业，比如Cooker就是厨师，Carpenter就是木匠，Smith就是工匠……这些都是职业，所以他们的那些姓氏没有发现有好多是巴到某个贵族姓的。

中国的特别严重，第一个就是李，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姓李，你如果要解释，那就是唐代，老实说李世民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根本就不姓李，后来他们怎样就姓了李，这个姓李的还不能光算唐代，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好多人姓李，姓李的相当多。姓李的我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商朝，商朝的贵族全部姓子，子的古音就读“李”，就比如《诗经》中的“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就是你不想我，还有其他人想我。子就读“李”，那个子就是第二人称的你。至于商朝的贵族姓“子”，是他们的女性祖先吞了燕子生的蛋，那个蛋也叫“子”，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他们姓“李”。最初那个“李”是写成“子”，所以说商朝的贵族姓“子”。那么姓李的之所以这样多，基本原因是商朝，在商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就没有姓，商朝亡了以后，需要有姓的人因为是从商朝来的，所以就姓成“子”，读音就是“李”，后来一写就写成“李”了。

因此大量姓李的，尤其是到了唐代，唐代又那么强大，巴到姓李的人多得很。所以天下所有姓李的，他们神龛上、门口的匾都写的“紫气东来”，这个“紫气东来”用的典故是老子的典故，怎么可能天下那么多姓李的都是老子的后代。显然都是附会着姓李的，就是因为唐代李姓是很有地位的。这个是中国姓中间特别显著的，附到大姓上。

实际上，世界上好多国家和民族都没有姓的，比如缅甸人到现在都没有姓，所以在40年代缅甸独立的时候，缅甸自由独立党的全部党员姓德钦，德钦就是自由的意思，是他们党的纲，所以后来50年代缅甸的总理吴努，40年代是叫德钦努，后来60年代缅共还有一个领导人叫德钦丹巴顶，他们没有姓，至今好多人还没有姓。

日本人从前只有贵族才有姓，平民没有姓，是明治维新的时候搞改革，要建立户口制，然后由政府公务员给这些老百姓取的姓，老百姓来登记户口没有姓，就问你家住哪里？我家住在一棵松树底下，那就叫松下。我们家那里就是一片山口，那就姓山口。所以它的取名就是以地名为姓，这个大概也是根据西洋的标准，因为西洋的姓有一半都是地名，所以日本人有姓也是非常晚的事了。

中国人有姓特别早，所以中国早期没有地位的人和穷人要去附会到一些世家望族，这些现象也非常普遍。就像我的第五代祖先他们都居然这样做，我还拿到证据了，就是我们留下来的有一份是青神余氏族谱，上面居然有我们第三代的几个人的名字给加到人家的族谱上面去了。大概就是第三代起，他们主动去投靠大姓，人家是开放的，巴不得你来，越是多越是好，所以也就认了他们，就允许把他们的名字写到青神县余家的族谱上，然后又把那个抄一份回来变成我们的族谱。

这就是真相。

我很幸运，到晚年还有这样的机会把我的祖宗的糊涂纠正过来。《易经》中间有一条叫“干父之蛊”，我就是做了一回干父之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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