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自恃记性好，不屑于记笔记什么的。总以为需要时脑袋一拍，各种信息就会自动跑出来。等到进入“怀旧”的年纪，突然发现，那记性全都靠不住。连什么时候住哪一幢楼，居然与妻子说法不一，还得东打听、西询问，最后才能确定下来。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校园记忆”之所以如此“不确定”，与当初之习惯于“打游击”大有关系。从1985年初夏到1990年仲秋，五年多时间，我辗转于北大校园内外多座筒子楼。
记得结婚时，我是博士生，住29楼学生宿舍；夏晓虹已是教师，在19楼有半间房。那年头没有“裸婚”一说，我们也不是请不起客，只是觉得没必要兴师动众，不就是两人合伙过日子吗？来日方长，不争这一朝一夕。双方父母都通达，说节约好，不办什么婚宴了。于是乎，一切繁文缛节都省了。倒是张玫珊出了个主意，乘周末夏晓虹的同屋回家，就在宿舍里聚会。这样，1985年6月的某个周末，19楼二楼直对着楼梯口的“夏家”，迎来了王得后、赵园夫妇，黄子平、张玫珊夫妇，还有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等，加上我们俩，总共九人。两张书桌相接，就成了宴客的场所。看着张玫珊像变戏法一样，从携来的袋子里掏出各种食品，大家莫不欢欣鼓舞。都是熟人，吃喝不要紧，主要是聊聊天。那阵子，我正和钱理群、黄子平合作鼓捣“20世纪中国文学”这命题，“婚宴”几乎变成了学术研讨会。也不能说不把“新婚”当回事，暑假里，跑到大西北去“学术考察”——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这还算是会议的规定路线；至于西宁访亲、吐鲁番游览以及呼尔浩特观光，那可都是自选动作。当年还不时兴“蜜月旅行”，我们也没打这个旗号。
还是先说说婚后那些“打游击”的日子吧。1985年9月，中文系同事张鸣受教育部委派，去西藏大学支教一学期。恰好此时，学校分给他一间小屋，就在27楼三楼。反正他妻子在城里工作，那边另有宿舍，我们就代为“笑纳”了。记得27楼的二楼归学校财务处管，白天前来买饭票的师生络绎不绝；到了晚上，静悄悄的，只听见老鼠来回奔跑，玩得很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之所以老鼠当家，只因楼内多半为办公室，偶有几间改作宿舍，主人也只在白天出现，读书兼午休，很少在此过夜。这样也好，关上门，静心读书，总比分住集体宿舍好多了。
好日子过得真快，1986年1月中旬，张鸣就该回来了。眼看着又得劳燕分飞，没想到柳暗花明，好事全让我们撞上了。黄子平的妻子张玫珊是阿根廷华侨，当时在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做外国专家，属于特殊照顾对象，北大为此在蔚秀园给他们配了一套两居室。刚搬好家，又因为张玫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孩子，学校批给黄子平半年探亲假。子平高兴，我们更高兴——从张家新居出来，直接搬进了“黄府”。
明知是鸠占鹊巢，不可能长久，去时行李一单车，回来也是一单车。1986年的9月，子平、玫珊携子归来，我们结束了半年的幸福生活，又各自回到了熙熙攘攘的集体宿舍。
不过，好运气再度光临。四个月后，心理学系年轻教师、妻子夏晓虹的好友钱铭怡被学校选派到荷兰访学一年，将她基本上一人独占的宿舍借给我们住。那房间在19楼一楼的西北角，冬天室内很冷，但能二人单独相处，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夏晓虹的宿舍就在二楼，不过有同屋，不好打扰。
如此“同居”，合情但不合法。原因是，按照规定，钱铭怡只有半间屋子的使用权，另外半间属于家住城里的王姓教师。冬去春来，那位合法住户跑来敲门了，首先声明主权，再就是告知：她偶尔也会来午休。接下来的日子，忐忑不安，老怕被人嘲笑。不过，印象中，那位合法房主也就来过一两次。不用说，她一敲门，我马上逃跑。
五六月间，估计是房主告了状，一位提着大串钥匙的中年女子，自称是房管处的出现，先是盘问学什么专业、家里有几口人、在此住了多长时间、有无“不轨行为”等，再就是一通声色俱厉的训斥。我们越是辩解，对方越是来劲，声调也提得更高，引来好些围观者。临走前，女房管扔下这么一句：“还博士呢，连这点儿规矩都不懂！”学校那时确实房源紧张，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关键看你会不会动脑筋。我们笨，只好挨骂。
好在不久后，即将成为北大教师的我，在一次学校领导征求意见的会上，表演了算术才能：学校即将给我半间房，妻子在北大教书，也是半间房。两个半间合起来，不就是一整间，为何还让我们在北大校园里“两地分居”？领导一听有理，当即下令房管处，凡属我们这种情况的，一律调在同一幢楼。于是，大约从1987年暑假起，我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19楼了。
有房子是好事，可寄居女教工宿舍，毕竟多有不便。学校分给我们的小屋在一楼，水房隔壁。一面墙是潮的，与床铺之间必须留出缝隙，这在只有10平方米的空间里已经是很大的浪费。白天也就罢了，半夜时分，耳边哗啦啦地响，实在有点烦人。即便没有水声，也有歌声，而且是不太美妙的歌声。虽说宿舍里难得安静一会，但能舒舒服服地靠在床上读书，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晓虹还好，晚餐时可“大吃大喝”，我则必须节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要半夜里跑到对面21楼去“方便”，实在不方便。
还记得她住二楼时，因为有同屋，我不好意思擅自串门，站在楼下门口喊一声“XIAOHONG”，竟然有好几扇窗户打开。日后才知道，北大校园里，若不带姓，叫“XIAOHONG”的多着呢。写起来迥异，念出声却是一样。我原先的合法床位在29楼，同屋阎步克，他的妻子也叫小红。因此，聊天时，必须说“你们家小红”、“我们家晓虹”，以作区别。这下可好了，搬到了一楼，而且靠近大门口，用力咳一声，就知道是谁来了。
转眼间到了1988年春夏，学校通知，我们可以搬到畅春园55楼去。那是刚盖起来不久的简易楼房，绿色铁皮墙，下雨时很有韵律感。房间比较大，有16平方米，虽然还是一楼，但朝南，阳光洒在床上，很怡人。同样是公共厕所，但几家合用一间用宿舍改造而成的厨房，比起先前在楼道里用煤油炉煮面，生活质量大有提升。记得搬家时，找学校后勤处借了辆三轮车，两趟就解决了。
这可是属于自己的房子，得好好布置。先是跑到未名湖边的木工厂（那地方，现正建文科楼群），请工人师傅做最实用的床。北大的木工师傅真是见多识广，三两句话，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的心思。做成的双人床，上面是可以掀开的铺板，下面分三段，床头部位是可以两边打开的小门，中间是双开的抽屉，后面是从床尾开门的两个小柜，什么东西都可以收放在里面。再加上卡着位置、量好尺寸的书橱和书桌，以及迷你式沙发（沙发坐垫可打开，里面放东西）；整个房间布置合理、紧凑。床与书柜之间正好铺一条窄长的花地毯，里面靠近窗户的一侧，打横放了书桌，地上铺了棕色地毯。进入室内，经过兼用来吃饭与会客的“沙发区”就可以脱了鞋子，自由行坐。记得好几位同龄人来访，赞叹不已，说你们的家真温馨、舒服。
就在这仅仅16平方米的小家，我们接待了很多客人。有不少师长，但更多的是朋辈。记得是1990年初春，鸡鸣不已，一时心血来潮，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葛兆光、阎步克、张鸣、杨煦生、张京媛、冯统一、王毅等，都曾光临寒舍，就某本书或某个话题（记得有“三礼”、《朱子语类》等）高谈阔论。不过，这读书会只坚持了半年多，就因为搬家等原因给停了。有趣的是，那么狭小的空间，主人居然经常“留饭”。大概是因为在校园里居住，每天吃饭堂；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家，很想露一手。
当然，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此前用煤油炉做饭，实在不方便；而1989年3月，中文系同事葛晓音搬到已经通了煤气的公寓楼，将那宝贝煤气罐（可惜没有本儿）借给了我们。那时候，除了煤气罐紧俏，加气还需特殊的本儿。穷则思变，有了罐，再想办法借人家的本儿。如此拆东墙、补西墙，居然坚持到了我们搬往公寓楼。用煤气炉炒菜，感觉真是好极了。也是这个因素，促使我多在朋友面前表演“厨艺”。以至当年的“食客”，日后写文章，竟吹捧我如何如何会做菜，尤其是那香喷喷的鱼粥……以至不时有朋友询问：你们家到底谁做饭，弄得夏晓虹很不开心。
1990年9月，终于，我们迁往畅春园51楼最东边一门的顶楼。那是一间半的宿舍，可以落户口，算是真正的家了。自此，结束了五年多的筒子楼生活。
比起同龄人，我算是幸运的。一是有朋友接济，不时天上掉馅饼；二是岳父岳母家住东直门外，周末或过节时，常回去转转；三是没有孩子，负担轻多了。也正因此，我那以19楼为中心的“筒子楼的故事”，不够惊心动魄。当年浑浑噩噩，埋头读书，没想那么多，也不觉得怎么苦。一眨眼，就这么过来了。
摘自陈平原主编《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14-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