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6 年12 月，我父亲正在徐州担任卫戍司令。（此处卫道然先生的回忆不准确，1936 年6 月，卫担任的职务是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他是从蚌埠出发坐火车到西安的，而不是徐州。）一天，蒋介石给他发电报，叫他带上参谋班子到西安开会。他是坐火车去的。到了西安，时间还早，铁路局长盛情挽留他在车站吃饭，我父亲就答应了。当时铁路是跟英国商人合资经营，餐车上准备的是西餐，很讲究。

这个时候郭寄峤（郭寄峤（1899—1998），安徽合肥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在台湾任“国防部长”。“西安事变”时为卫立煌的参谋长。）带着参谋和警卫在铁道边上准备吃饭，他们看到我父亲坐的火车在换车头，结果后面这个车头一落下来，车厢往前一冲，餐车上为我父亲准备的一桌饭统统倒到地下去了。后来郭寄峤他们都说这已经暗示着不吉利到了顶点，就应该提高警惕。可当时大家一点警惕都没有。

在西安，我父亲住在西京招待所。抗战期间我经过那个地方，看过他住的房间，玻璃上面有两个枪眼，那里的服务员就讲，你老子原来就住在这个地方。

12 月11 日晚上张学良请客，到西安开会的人都来了。张学良一进门就说：“群英会，群英会。”我父亲跟张学良以前就认识，张学良过来，他们两个坐着说说笑笑，讲东讲西。两个人年龄比较近，说话很投机。

散会以后，张学良又派了车，跟我父亲说：“来来来，我跟你一起。”我父亲自己不会开车，但他跟张学良一样是汽车迷。张学良亲自开车，我父亲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某某某（父亲告诉过我，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在“西安事变”中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也坐在车上。

张学良喝了很多酒，某某某很不高兴，觉得本来有司机开，你少帅喝了很多酒，却在这儿弄，但想下也下不来。我老爸不怕，但是他会提醒张学良，转弯要注意慢点什么的。走到一半，坐在后面的那位实在受不了，就骗张学良说自己到了，一定要下去，因为少帅喝了老些酒，酒后驾驶实在太麻烦了。就这样，张学良一直把我父亲送到了西京招待所。

父亲睡到快天亮时，枪响起来了，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他最初以为是修水管的声音，还奇怪怎么这么早就有人修水管。

于是他起床，穿着一身“卫生衣”（秋衣，当时叫“卫生衣”），准备到外边看看怎么回事。门一开，杨虎城部队的两个士兵站在门口，拿着名单，对他说“我正找你呢，你甭回去了，穿上衣服吧，到大厅集合”。后来知道，邵元冲（邵元冲（1890—1936），浙江绍兴人，“西安事变”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事变发生当晚，他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跑，被张、杨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在医院去世。）翻墙逃跑的时候被开枪打死了。

2

一到大厅，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全在，谁也讲不清楚怎么回事。好了，别讲了，都坐着吧。杨虎城部队的人开始点名，点了一圈，就缺陈诚。一搜查他躲在地下室的垃圾桶里面，满身满脸沾了好些垃圾，很多灰。就把他弄出来，他很不高兴的样子，大家也不吭气了。本来士兵想把每个人都绑起来，陈诚等人说“你不能绑我们，你是国军，我们也是国军，你有什么资格绑我们，叫你的长官来”。

正在吵闹的时候，张学良来了。

张学良一进来就先敬礼，对大家说“对不起，有误会”。接着，张学良就讲“我来兵谏，我要请委员长抗日，要发表一个声明，请你们大家签个字，就好解决”。这样，大伙就说他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你也是军人，你是副委员长，你有话说也不能绑我们”一类的话，说了半天也没结果，都是人家的人，大伙已经失去自由了嘛。

讲半天，张学良就让大家在声明上签名。第一个就叫陈诚签名，陈诚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但没办法，人家拿着枪在一边，据说声明中有几句很难听的话，被他划掉了。大家最后都签了名。事变平息后，蒋介石说这种情况，枪口下签名的不算，连陈诚都签了（当时陈诚等人签名的是1936 年12 月12 日上午发表的《对时局宣言》，史称“张杨通电”。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不算。

然后大家就被圈在大厅，不能动了。有人要回房间换衣服，不行。此时所有人房间里的衣服等，不分你的我的，都被弄到一起，不好分了。张学良就命令给每个人送件长袍。其中还有一个事，是万耀煌在成都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时跟我父亲讲的，当时我也在，听到了。“西安事变”时万耀煌是个军长，他有一个军在武功，武功离西安很近，他当时也在西安开会。

万耀煌被抓的时候，他的夫人躲在柜子里面，杨虎城部队的一个营长，打开柜子把她抓到了。她是湖北人，话多得要命，吵嚷着要回家。我父亲他们就劝她，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讲话。张学良来了以后，说她是太太，这事与她无关，就把她放了。

走以前，万耀煌就跟他夫人讲：“回去以后，你就告诉我的部队，尽量往西安靠，你不要管我的死活了。”然后就问他夫人记住没有，她说记住了。他夫人被放以后，骑车回到万的部队，回去就不得了了，她就告诉部队，军长说话了，尽量往里靠。（卫道然先生此段回忆与万耀煌本人回忆和通行说法在细节上有诸多不同，种种不同可参见《万耀煌邂逅“西安事变”》（《湖北文史资料》2002 年第2 期）。） 当时西安里面也确实没有多少部队，实际就是个警卫团，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在外面。

这件事是万耀煌亲口讲给我父亲，我亲耳听见的。

和万夫人一起被放的，还有国民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叫蒋百里。早年蒋百里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日本陆军大学本来就不好进，你还弄个第一名，这很困难，所以他很出名。他娶个夫人是日本人，回国以后，就在北洋政府做事，很年轻就做保定军校的校长，后来成了蒋介石的高参。“西安事变”前，蒋介石派他到德国去做调查，回国后到西安来汇报，张、杨抓人的名单上没有他，结果把他也抓起来了。他跟张、杨讲“你的名单上没有我，把我捆在这儿什么意思”，后来，张、杨跟他道歉，也把他放了。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从关外退回来的虽然有七个军，还有几个骑兵旅，但都驻扎在京汉线、陇海线沿线，他在西安号称有一个师，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卫团。

杨虎城实际也只有一个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当时实际有两支军：孙蔚如任军长的第三十八军和冯钦哉任军长的第七军（1937 年初改编为第二十七路军）。卫道然先生此处的讲述不够准确。）军长冯钦哉，后来在第一战区任副司令长官，常在我父亲边上讲话，我也认识他。在洛阳，我们常一起吃饭，在饭桌上，他曾聊起过“西安事变”的事。“西安事变”他事先不知道，后来杨虎城打电话告诉他，让他进驻潼关，阻挡洛阳方面的中央军，冯钦哉说他在电话中跟杨虎城讲，你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事先跟我商量，你现在叫我执行命令，我不能执行。杨虎城回答，我是军人，你也是军人，军人就应该执行命令。冯钦哉就说，你正确的命令我执行，你不正确的命令我就不执行。“西安事变”发生三天，冯钦哉就倒戈拥蒋了。

3

我再讲点旁人不知道的细节。

这些军政大员带去的警卫，不住在西京招待所，另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是张、杨方面事先安排好的，也有人专门招待。晚上要喝点，弄些酒，弄一些烟，每人发点零用钱，习惯都是这么样，晚上这些人听到枪声，也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早上就不许出门了，只能站在门口，外边都是杨虎城的部队，在西安，杨虎城的力量最大，他的部队负责执勤。

每一个大员带去的卫队都有十几二十人，由一个主任副官专门负责，这些人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大伙正七嘴八舌议论时，杨虎城的部队进来了，要这些警卫缴械。这些警卫便问，大伙都是警卫，你什么理由缴我械？对这些警卫来说武器就是生命。有些人就嚷嚷：“你挂着枪，你也是国军，你讲出理由来。没有理由，我们枪上要讲话了。”当时警卫也有一百多人，两边吵起来，都骂对方是共产党，越吵越厉害，形势很紧张。

后来杨虎城部队的头儿一摇电话，张学良部队来了。张学良部队的一个军官说：“自己不能打自己，绝不能开枪，所有人，现在我站在此地，你们要开枪先打我，我们都是抗日部队，我们要求抗日，自己人绝不能开枪。”他说了这番话，两边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接着，他又讲上级命令不能缴枪，但要把枪封存起来，我得执行命令。后来他们抬来一个大木箱，这些警卫的枪支弹药都搁在木箱里，封条打起来。然后，他又跟负责的主任副官讲，这些警卫不能出门，在里面的安全他负责，但出门就开枪。

他拜托主任副官控制下面的兄弟。这些警卫就算想反抗，也没办法，人家的机枪架在那里。就这样，这些人也在那个大院子里关了很多天，每天好吃好喝，直到事变和平解决。这些我都是听当年跟我父亲去西安的警卫亲口说的，头些年来看我时都快九十岁了，他当时就在现场，讲得特别生动。

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从西安飞南京，到洛阳停下来，他就跟同机的张学良讲了这样的话，大意是“你把我的人统统关起来，人家现在是什么心情，现在又是圣诞节，部队的长官都不在，怎么办？”张学良就跟蒋介石商量，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决定先放四个人（张学良最先释放的四人为陈诚、蒋鼎文、陈调元和卫立煌），这四个人都是跟张学良没什么冲突的，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

“西安事变”以后，我父亲回到南京，我有印象。那次他在家里没住两天，蒋介石的电话就追过来，让他马上到商丘，河南边上，组织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当时蒋介石一共组织了五个集团军，对付西安方面。最后对东北军缴械、改组，如果有什么反抗，坚决镇压。后来我父亲这些老人之间谈，觉得张学良去送蒋介石，是他的聪明，他要不去送蒋介石，不被关起来，他在抗战时期估计也活不了了，因为他是少帅，真正叫他去打仗，他没有那个能力，仗打不好给他加个罪名就非常容易了。

抗战期间我父亲跟万耀煌、陈继承等人在成都聚会，他们“西安事变”时都在嘛。大家在饭桌上聊天，我在一边。我问：“张学良敢不敢杀蒋介石？”大家都说：“不敢。”我又问：“敢不敢杀你们？”他们回答：“没有必要，我们跟他关系都不错，他杀我们干什么？”

我当时年纪小，问过也就算了。

后来我到香港跟我父亲谈起“西安事变”，我说：“张学良要真把你们都杀了，或者把蒋介石杀了，这个事不是也就能解决了？”他说：“你们小孩不知道，边上都是国民党部队，这怎么行呢？”

然后他又说：“中国历史上有的，谁都知道，领袖被劫持，如果政府软弱，那领袖一定被害；政府强硬，领袖就有活的希望，谁都懂这个道理。你怎么能这么想？”“香港‘左派’报纸很多，都这么讲。”我回答。“报纸是报纸，他要怎么说那是他的事情，我跟你讲的是历史常识。”我父亲对我说。

关于“西安事变”，我从我父亲那儿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校注手记

发生于1936 年12 月12 日的“西安事变”，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其在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一点已为史家所公认。

固然，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著作很多，上到张学良、宋美龄，下至孙铭九等人，许多当事人都或早或晚，或详尽或简略地留下了自己对这一事件的回忆。作为“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卫立煌，他在这一事件中的事迹，在方知今所著的《爱国将领卫立煌》等书籍中也有所记载。但是，卫道然先生口述的内容，仍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卫道然的口述为这一事件提供了诸多生动细节，对于后人更加立体地了解“西安事变”的全貌，体会在大漩涡中的历史人物如张学良、陈诚、万耀煌、冯钦哉诸君，当大事临头之际的抉择，并探究这背后的动机成因，颇有参考价值。同时，这份材料也提供了卫立煌等被裹挟的国军高级将领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评价，他们与蒋与张在事变前后都有接触，更有十几天失去自由的切肤之痛，说出的话自然直来直去，掷地有声，于无意间为后人审视张、杨“兵谏”这一惊天动地之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卫道然出生于1931 年，“西安事变”发生时年仅五岁，他的讲述，在口述历史中属“亲闻”一类。难能可贵的是，卫道然的讲述遵循了“亲闻”类口述的基本原则，每条历史信息都讲明了出处，这出处包括卫立煌、万耀煌、郭寄峤、卫立煌的警卫等人，有些还列出了比较具体的时间和场合，这无疑会增加其口述的可信度和历史价值。

从口述历史采集的角度看，《父亲口中的“西安事变”》也存在缺憾，最主要的是对一些细节缺乏即时的核对与考证。如与张学良、卫立煌一起乘车的人的名字，如提供文武大员的警卫被缴械情况的卫立煌的警卫的名字，这些名字如在当时能加以核对和考证，会为后人省去一些不应有的困惑；再如在访谈中如能及时指出卫先生讲述中的个别错误，并得到卫先生的认可或辨析，这份材料的价值也会提升几分。造成缺憾是因为我当时经验与学识的不足，卫道然先生是我加入崔永元口述历史团队后采访的第四个人，也是我按照口述历史个人传记式采集方法采访的第一个人。

卫道然是卫立煌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在卫立煌将军人生的若干关键节点上，卫道然先生都恰在其身边；1949 年以后，从卫立煌寓居香港到回归内地这几年，卫道然一边在香港完成学业，一边侍候在父母身侧。听赋闲的父亲谈自己跌宕起伏的戎马生涯，点评曾经的长官同僚下级，这是他当年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卫道然先生在我们关于卫立煌将军一生的口述历史采集中，既是亲见者、亲闻者，也是亲历者。

2008 年4 月，卫道然先生接受我的采访时77 岁，思维清楚、表达尚好，身体看上去也不错。每天卫先生从东棉花胡同的住所开着自己的别克两厢车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他20 世纪50 年代在香港拿到了飞行员的执照，被航空公司录取；却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于1960 年父亲去世那年回到北京，进入北京汽车公司做了一名汽车维修工程师。他曾说，开不成飞机，他便从汽车中寻找当年的驾驶乐趣。

接受我的采访后一个多月，卫先生因为突发心脏病住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前，我曾给他打去电话。那天他挺高兴，没想到我会把电话打到病房，说等他出院以后再联系。

2010 年9 月，《我的抗战》制作完成。我再次给他打电话，想去看他。他拒绝了，说身体不好，不想见人。卫道然去世后，他的夫人周仪方女士跟我解释说，后来卫先生的抑郁症发作，他谢绝一切访客，甚至连从港台地区来，要求见他的老朋友都拒绝了。

在卫先生最后的日子里，已经没人能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摘自张钧主编 《述林：1931—1945中国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