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凤塘公社的方老师是我父亲以前常挂在嘴边的人，在父亲的口中，方老师瘦小，戴着高度近视镜，走路时微弓着腰。方老师家在潮州镇，在离家十几公里外的凤塘公社英凤小学教书，平时也居住在小学里。
在父辈不经意间的闲聊间，我知道了很多方老师的轶事，那些深深烙上时代气息的趣事，让我看到了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些缩影。
1.
在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公社大队只要涉及到文字的工作都请知青或老师来帮忙，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的存在，若是要印刷有一定份数的材料，都需要“刻钢板”。
“刻钢板”即是将蜡纸铺在钢板上，拿着铁笔将复印的内容刻在蜡纸上，铁笔所到之处，纸上的蜡层即被划掉，等蜡纸刻好，拿到油印机上去印，一张蜡纸就能印几百份。
一旦刻错都需要用蜡液涂一下，待干透了重刻，所以“刻钢板”是件极其讲究的事情，而方老师恰巧是个极其严谨的人。
一次，大队的人起草了一份书面文件，大队书记对文件进行了修改，在要改掉的句子上划上两三划横线，在要改动的文字圈了个圈，再在旁边写上改好的文字。请来了方老师，让他帮忙刻录一份。
一夜过去，双眼困倦的方老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第二天，拿到了刻好的蜡纸的大队书记却哭笑不得，里面的每一个字工工整整，但大队书记在原文件划掉的两划，蜡纸上就出现了原文字加两划，划掉的三划，蜡纸上出现了三划，原稿上写错的字被圈了个圈，蜡纸上也出现了个圈，原稿被方老师非常完美地“复印”到了蜡纸上。
也正是这张完全一模一样的蜡纸，让很多的人记住了方老师的严谨。
2.
方老师除了严谨，还是一个极其有规划的人。
年纪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会记得，以前门后挂着的那些粮票布票，那是属于可能有钱都买不到东西的年代，在计划经济的政策下，买粮买油都有专门的粮票油票，根据每户家庭的人口数，在每个月月初统一发放。
但多半是不够用的，在月初时就得计划好，该在这个月的每一天吃多少两米，该怎么花才能不至于在月底挨饿，这一些都需要规划的事情。
方老师在月初的时候就会将买到的大米按每天的份额分好，这个月是三十天就分成三十份，这个月是三十一天就分成三十一份。用纸包成一包包，一天就只用一天的份额，绝不会动用其他天的份额，木炭柴火也是。
有很多次锅里的饭还没熟，柴火就已经燃尽了，做饭到一半的方老师就只能赶紧跑到学校操场上捡枯树枝树叶，再跑回去把饭做熟。
住在潮州镇区的方老师夫人，可时会到凤塘探亲住个三五天，就会把方老师预先计划好的柴火粮食份额给占用了。
当然，这是不会打乱方老师的计划的，因为，在方夫人要回城的时候，方老师会把夫人这几天吃了多少米、多烧了多少柴火用纸明细地列出，方夫人把这笔账算还给方老师后再回。
3.
方老师不会占别人的便宜。
在过年过节时，有的学生家长会将家里做好的红桃粿拿几个送给方老师，方老师也没有推脱。
但他会算好，这些红桃粿大概会用多少的面粉多少糯米多少的花生，会用了多少两粮票加多少分钱，方老师会将自己的分好的粮票取出一部分再加上几毛几钱分，用纸包好写上学生的名字，挂在家里的梁柱上，提醒自己下次见到了学生家长，将折算好的粮票和钱还回给他们。
没有单车的方老师，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是从学校走路回潮州镇的，路程接近三铺路（三十里）。
在路上，遇到了同样要回潮州镇的熟人，熟人是踩凤凰双筒自行车的，熟人招呼方老师坐后座一起回镇区，方老师拒绝了。因为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剥削别人的劳动力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4.
不会占别人便宜的方老师，自然也不愿意看到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
住在英凤小学的方老师每月有二十七斤的粮票，籴米时要走路到离学校一铺路（十里）远的凤塘东门的凤塘粮管所。
路程较远，方老师就带着扁担，一次籴二十七斤，分成二袋，用扁担挑回学校。
一次，方老师将二十七斤的米挑回学校，一称，少了三两。
于是桃着米又走了一铺路找粮管所的人理论，结果确实少了三两，粮管所的人为他补足了缺失的分量后，方老师才挑着二十七斤米回家，一来一往之间，就走了二十里路。
在那段时期，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会有最高指示。
各地的公社会在接到最高指示的时候，会在晚上召集公社中骨干成员，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这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凤塘公社召集了生产大队中的骨干成员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方老师作为骨干成员，从学校走向公社。
以前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村间小道是条并不宽敞泥土路，路的一边是一条水利沟渠。
高度近视的方老师是带着一把两节电池的手电筒照着走的，走在方老师后面的是几个年轻的基干民兵，走着走着，他们就和方老师走到了一块，借着方老师的手电筒灯光一起走了。
以培养下代一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己任的方老师，自然不愿意看到年轻人有这种沾他人之光的占小便宜思想，在对年轻人进行了一番的思想教育之后，方老师关掉了手电筒。
年轻人继续借着朦胧月色前行，方老师掉进了水利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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