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祖父生性好胜，从不甘落于乡邻之后，人家能闯出一番天地来，自己当然也能。八十年前的某一天，他背起行囊撇下妻儿老小闯关东去了，这一去便从此成了他乡人。也许那些激动人心令人艳羡的闯关东的传说总充耳不绝，就如当下耳濡目染外出打工者往家大把寄钱的情境。那时外祖父不过三十岁，膝下已有四个未成人的孩子。

外祖父脚穿外祖母为他缝制的厚底布鞋，沿着村子那条泥泞羊肠小路走出了全家人的视线。他不敢回头看，内心波澜起伏壮怀激烈，步行一百多里路从老家平度来到青岛，又与山东各地蜂拥而至的与外祖父作相同梦境的人们汇合至大港码头，难民抢夺什么急需品似的，一窝蜂挤上一艘名叫“奉天丸”号的轮船。然后，寻一落脚处，从包袱深处摸出一个临行前外祖母烙的大饼，有滋有味大口啃嚼起来。

当太阳第二次从船头升起，“奉天丸”号抵达了日本关东军统治下的东北大连，人群乌压压倾泻下来，码头顿时像一翻斗装载煤块的车，“哗啦啦”泻一地。

外祖父踏上东北大地不久便“安营扎寨”了。为什么他没有随闯关东大军继续北上？谁都清楚关东深处沃野诱人宝藏遍地。稍作考据得出结论：一是此地聚集了众多老乡，可相互帮扶；二是与山东老家只一海相隔，来去方便。

外祖父带着乡下人特有的执著开始创业，他嘴上常挂着“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的劝世警言。他谋生的手段是挑着担子沿街卖鱼，大都是天还未亮就赶往鱼市码头，抢得最光鲜的海货，之后，外祖父肩挑扁担，扁担两头的箩筐装满了鱼，颤悠悠走入大街小巷。开始时他张不开嘴，但几日下来，叫卖声便有了卖场，并渐渐成为该行当的行家里手。卖鱼间隙，外祖父还兼干许多工，搬运、勤杂甚至还学织渔网。他在近郊与人合住一间地下室，狭仄简陋不说，关键是阴暗潮湿，以至于后来关节疼痛的毛病总挥之不去。生活贫苦些算不得什么，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精神失落，应是外祖父最大的苦楚。然而一想到家里老婆孩子的期待，我相信，外祖父一定又充满了力量和幸福感的，如同漂泊在大海里的一叶鼓满的风帆。

肩挑担子沿街叫卖不存在面子上的问题，原本就是下田种地的农民，又举目无亲，体力能否受得了和能否将鱼卖出去，才是外祖父每天要经受的熬炼。幸好，这种简单体力劳动的日子没几年，日子便稍有好转，好转的佐证即由卖鱼工具扁担改换成一辆铁制双轮小推车。不可小觑这个转变，须知，一辆铁制小推车决不逊于当今微型小货车，既节省体力，又延长了卖鱼的时间和距离，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由此可透视出，外祖父多么能干和多么精明！周遭引来一双双垂涎的目光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时，外祖母已领着三个舅舅奔他而来。

二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全境，外祖父卖鱼的营生一下子黯淡下来，对他而言，突然得有些防不胜防。在日本街卖鱼不同于中国街，稍有不慎便会招惹日本警察的欺负，动辄没收，甚或被打和拘禁。有一次，只为日本警察对外祖父没有看顺眼，冲他粗暴地大声叫骂，有些脏话他是能听得懂。他当然不服，血性猛然上来，毫不示弱并据理力争，没想到突然窜出来好几个日本警察，朝外祖父拳打脚踢起来，直打得外祖父头破血流，胳膊骨折。为止住头上流血，外祖父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捂在破头处，此举让围观者尤其日本人甚是惊愕。

他整整躺了一个月，那一月是他肉体和精神遭受巨大痛苦的一个月，仇恨日本侵略者由此刻骨铭心，直至在过去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偶然说起日本来，外祖父的牙齿都咬得“嘎嘎”响。难怪他的后辈有十几人当兵作了军人，而每每见军人女婿的父亲，他总喜得合不拢嘴亲密有加，我知道，他骨子里一直想报仇雪恨。

经历被日本人打伤事件后，外祖父出于无奈放弃了卖鱼的活儿，找到一个钣金师傅拜师学艺。他学的钣金工，即打制一些烟筒水桶炉子什么的。这一时期，是他闯关东最艰辛的一段日子，学徒的同时，利用空隙时间帮人干些家务收点废品，几乎天天在饥饿的边缘打着转儿。看看身边的妻儿，难免不心生酸楚，欲哭无泪。

苦苦挣扎了三年，外祖父学技终算出徒，这下似乎拨云见日了。他干练、聪明、勤勉，凭借刚学的手艺竟如鱼得水，上门求活儿的人很多。他开始意识到单凭他一人应付如此纷至沓来的“订单”已难以招架，于是，他将自己三个儿子也排上了用场，尽管小儿子那时不过十一二岁。他又大刀阔斧接连出击，日后的中山路上盖起了一处房子，并以自己名字其中的一个字，开设了一家名为“祥记号”的钣金铺。听母亲说牌匾上的字是金色的，匾牌很大，挂在门头中央上方，一派红火气象。

打败日本人，外祖父喜不自禁。白天欢庆的时候，他甚至把年轻时踩高跷的技艺好好地在大街上显摆了一回，这还不算，他非让老婆孩子一起跟他来，兴奋得喝起酒来不能自已，总醉。

“祥记号”铺子更加兴旺，兴旺到那个区域已无人不晓，慕名前来求活儿的人络绎不绝。外祖父又意识到仅限于作坊式生产难有大作为，眼光必须开阔，英雄方有用武天地。不久，房子加盖了数间；经营范围多样化；人员不断壮大，光铺里雇用的帮工就有二十几号人，每顿饭外祖母烀制的几盖垫儿的饼子会一扫而光。外祖父未雨绸缪而又高瞻远瞩，深谙打仗要靠子弟兵，费尽心机地推出了一系列“雄才伟略”：三个舅舅先后在二十岁以前娶妻成了家；后再接再厉，外祖母又连续生下了两个舅舅两个姨，人丁加添，家道兴旺，一派繁荣景象。据舅舅讲，那时每当店铺打烊盘点时，数点着厚厚的纸币和“咣当咣当”的银元，幸福滋味滋润全家每一个人。然而，我母亲没有见证和体味这一幸福光景，她一人在山东老家伺候她年迈的奶奶。外祖父每月按时寄钱回来，给老家也盖起了几间房屋。远不止此，他还独断专行制定出不近人情的一条家规：儿媳必须返回山东老家协助母亲伺候老奶奶，轮流制，伺候时间每人为一年。这许是出自外祖父的孝心，许是心痛独自呆在老家的亲生女儿，即我的母亲。

三

有一年，外祖父终于回了趟老家，让母亲一夜间拥有了炫耀的资本，她在乡邻人的心目中，似乎身份一下子增高不少。母亲依然记得外祖父回家时的翩翩风度：短发，着一身黑色新衣，满面红光，虽眼睛不大个头也不高，但却极有精神，大有荣归故里之感。他显然有些飘飘然，背着外祖母逢人便大方地掏钱相送，笑容可掬，一副自我陶醉的样子，他好像在关东发了什么大财。值得一说的是，此次回来，他还向老家学堂捐了钱，村头热闹处的墙上赫然刻有他的名字。

外祖父的家在日本时期名为新奇街（28番邸），抗战胜利后改为“九三街”。红砖青瓦的平房，屋顶很高，里外间，里外都搭有吊铺，全家老小都住在一起。自从在东北大连立住了脚，外祖父的家已无异于“客栈”，所有过往的相识或不相识的老乡，都愿在此歇脚小住，外祖父的好客侠义，在山东老家遐迩闻名。有一例证，父亲与母亲同县不同乡，父亲15岁时候跟一长辈到东北学徒，途经大连，落脚地就是外祖父的家，但父亲未见过儿时模样的母亲，更不敢想以后竟与这家的女儿结婚。外祖父给父亲留下的印象极好，善良热情，豪爽大方，身上有股侠气。据说，家中一晚最多能接待几十号人，吊铺、炕上，甚至连地下都可当床，沙丁鱼般竖躺满了人，人挨人，脸靠脸，煞是热闹壮观。

四

解放后，国家进行“土改”运动，划定成分时候，外祖父介乎资本家与小业主两者之间，好在他为人乐善好施，况且又见母亲在老家艰辛务农，领导网开一面，最终给他定为小业主。之后公私合营时，“祥记号”钣金铺被一家国营厂收编，舅舅们也成了这家工厂的骨干力量。至此，似乎可以给外祖父关东创业划一个句号了。二三十年后，当外祖父告别人世时，膝下已儿女成群，八个孩子又各生了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的下一代。

外祖父属鼠，生于1900年，卒于1977年。

本文来源于《青岛晚报》2008年4月16日，第39版：青潮·征文。摘录时有删节。本文版权归原平台及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管理员删除。